「關鍵處方-引領新興國家走向富強的人物和作為」讀後心得(下)
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優良作品(續上期)
第二是「領導人」，歷史上有多少革命家在萬民擁戴中登場，卻在百姓唾棄下退場，所以英明的領導人也是改革行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。書中所稱的領導力，其實更精確的講，應該是「領導人的決策特質」。這七位振衰起蔽的政治領袖，在國家面臨經濟困境時，都做出了大破大立的改革，而他們的成功突顯出以下兩個特點：1. 經濟發展回歸專業：中國和印度自建國後保守封閉的經濟環境，乃肇因於建國的意識型態，如中共起家號召的共產主義與印度國大黨奉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義，在建國時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政治動員策略，容易吸引貧困落後的大多數人民響應，但立國後仍死守教條不放的結果，卻使得世界人口前兩大的超級大國，淪為世界經濟的後段班，而鄧小平和辛赫，就是中印兩國扭轉原本政治凌駕一切歪風的關鍵人物。假如規模大至中印兩國動輒攸關十幾億張嘴吃飯的事情，都可以仗著領導人的意志調控，那麼台灣韓國巴西等先天體質還算差強人意的地方，縱使政治制度不盡人意，只要領導人決心發展經濟，那麼栽下的種子自然會發芽生根茁壯挺拔起來。所以，讓政治的歸政治，經濟的歸經濟，是這些領導人共同的決策特點。2. 知人善任充份授權：既要讓經濟的歸經濟，則必須改革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不適任財經官員，所以儘管財經官員是政治任命，卻須以人選的專業性而非政治背景為任命考量。如蔣經國任用潘文淵發展半導體、用李國鼎推動台灣高科技產業，蘇哈托用柏克萊幫掌國家財政大權等，都是以技術官僚執行其經改方針，並充份授權不受到政府或民間政治力的干擾，有如專業經理人擔任國家的CEO一般，目標就是經濟成長，不用顧忌內部的反彈招致下台的風險。也因為這兩個特點，讓這七個國家的經濟改革收到成效，更重要的是，也就是這兩點彰顯出領導力的與眾不同。
最後就是「關鍵處方」，其實就是正確的政府政策。書中以過去蔣經國時代，早在1974年就慧眼獨具找來了當時在美國電器大廠RCA公司擔任實驗室總監的潘文淵，來協助台灣推動積體電路發展為例，並在兩年後，派出第一批種子訓練團赴美，成員中包括工研院前院長史欽泰、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等。領導力的成形具有階段性，當國家的封閉造成經濟的停滯不前，有決心的領導人為了要改善不再成長的經濟，就必須打破原有的封閉格局。因此，這七個國家的故事都是從經濟困境開始，有為的政治領袖大力掃除窒痼經濟的封閉因素－在這七個國家裡指得是國內的政治壓力，最後經濟封鎖的壁壘不見了，原本不開放的經濟體變得開放了，吸引了外資，提升了國內就業市場，帶動整體經濟發展，這樣的故事在中國上演、在印度上演、在越南、泰國、印尼一次又一次的印證經濟開放的好。所以，能夠將國內經濟與世界接軌的決策與決策者，在作者眼中成為最值得檢驗的關鍵命題，其實，這也正是作者不言而喻的關鍵處方。
書中亦建議，台灣未來發展，必須具備下列條件：第一科技創新人才必須「動」起來。雖然台灣的平均每人專利數世界第一，但這並不表示台灣是「技術大國」，台灣每年付給他國的技術授權費用，依舊高得嚇人。如何將散落在各領域的「金頭腦」集中起來，全力為台灣產業解決升級瓶頸，是政府施政當務之急。第二服務業主管部門必須「動」起來。主管機關須調整心態，從「管理」改成「扶植」，才能有效創造服務業的工作機會。第三是地方政府也要「動」起來。朱雲鵬說，五都選後，地方首長應該要以提升就業與經濟的成長，作為主要施政目標。第四是要大力扶助落後者。朱雲鵬強調，台灣南北有差距、城鄉有差距，剛剛生效的「兩岸經濟合作協議」（ECFA），恰好提供了一個龐大的中國市場，或許可以讓台灣的農產品走向國際。
至於台灣的競爭對手南韓，作者指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，台灣可說是全面性壓倒南韓，舉凡平均國民所得、經濟成長率、失業率等，無一不勝；但後來南韓浴火重生後，現在輪到台灣在後面苦苦追趕。南韓政府企圖心十分旺盛，重要經濟體，如美國、歐盟、印度等，都已與南韓完成FTA（自由貿易協定）洽簽程序。作者強調，台灣一定要急起直追，以三個N來加速進步，分別是：方向（direction）、執行（implementation）及說服（persuasion）。先確認發展方向後，戮力執行、不拖泥帶水，同時凝聚社會共識，台灣才有重新超越南韓的可能與希望。臺灣與南韓同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，但臺灣長期有國家認同問題，南韓則無：北韓經濟對南韓不重要，但中國大陸對臺灣經濟日益重要，不能不妥善處理。臺海兩岸簽署的ECFA協議，有所謂的「早期收穫清單」，也就是率先降低關稅的產品，此清單產品偏向下游而非上游、偏向中小企業而非大企業；南韓輸出的產品則屬於上游商品或大企業品牌；南韓已通過美牛考驗，臺灣美牛則在藍綠及媒體間混戰；大陸常譏諷臺灣「官不聊生」，官場汰舊及折損率高，而這波臺韓經濟大賽，誰能勝出，相信大家都很關心！
政治是一個延續的歷程，每位領導人都有其經濟發展目標，臺灣經濟大躍進，應始至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期(1969年)，比印度及大陸早了20年，臺灣的經驗奇蹟，足可作為金磚四國之借鏡。臺灣2000年政黨首次輪替，兩岸關係緊張，美國對臺不信任，對政經運作產生極大影響，2008年二次輪替，執政黨提出維持兩岸經貿關係穩定發展，獲得企業及百姓的支持，成為獲勝的主因。綜觀臺灣經濟發展有其優勢，許多民營企業已經茁壯，成為全球知名品牌；資本市場及創投事業發達，具國際競爭優勢。但亦面臨重大挑戰，國內藍綠長期內耗，意識型態凌駕專業之上，影響經濟成長，「美牛事件」即為一例。最近臺灣「人才外流」成為新加坡政府談話資料，逼得教育部提出「人才保護政策」白皮書因應。我們要迎接未來挑戰，作者呼籲：科技創新業人才需要動來：主管服務部會需要動起來：地方政府需要動起來；全球化過程中落後的企業，政府應予大力扶持；人民民主法治的素質需要提升，憲政、法治、媒體和官僚，是成熟民主社會的四大元素，期待臺灣領導人能改善現行制度及組織，期待藍綠人物團結一致，引領新的風潮，改變人民對未來的期待和想像。我們常自豪臺灣的經濟發展領先大陸，感謝經國總統能洞燭先機，發展高科技產業，創造了臺灣奇蹟，中國大陸自鄧小平開放改革至今30年，一躍而成為世界經濟強國，它吸收先進國家發展經驗，有其後發優勢，臺商的貢獻也不小。臺灣原為四小龍之首，但各項數據顯示，南韓的競爭力遠在臺灣之上，是否應驗經濟發展循環理論？
本書介紹在新興國家中，引領國家走向快速發展的千千萬萬個知名或無名英雄。這樣的人，幾乎在每個快速發展的新興國家裡都有，所以當大家看到新興國家快速成長的所得，以及新興國家總和國民生產即將超越已開發國家之際，我們其實只是看到表面的現象和冰冷的數字而已，其背後卻是許多小人物努力的結果。從新興國家採行經濟革新政策的角度，來了解這些人物為什麼有機會做出貢獻。一個國家能不能成功發展的重點，在於能否針對環境的變化做出合適的改變，而這通常與領導者有關。如果當時印度的領導人不是拉吉夫•甘地；如果當時台灣的領導人不是蔣經國和孫運璿，一些關鍵的提案不一定能得到被採行的機會。所以，是什麼樣的條件讓一個國家能夠產生合適的領導人，在合適的時機做出關鍵的革新，是解開新興國家成長之謎的重要鑰匙，也是本書想要告訴讀者的最佳關鍵處方。
閱讀本書得到一點啟示；在遭遇發展瓶頸的當下，領導人必須體認到，只要堅定信念、用對處方，就可衝破難關，也期待國內藍綠政客摒棄意識型態、齊心為國；媒體要作公正的監督者，好的政策要多給掌聲。有魄力的領導者，也可以化危機為轉機，在關鍵時刻開出關鍵處方，帶領國家走向富強大道。過去臺灣以「經濟奇蹟」創造了國際能見度，接著以優勢資訊通信產業被國際認識，創造了鮮明的臺灣印象。而要談臺灣經濟未來20年的願景，最重要的，還是兩個關鍵字：「Visable」（能見度）和「Recognizable」（可辨識度）。臺灣是一個必須靠對外貿易才能維持發展的國家，現在的臺灣，在資訊通信產業的全球供應鍊裡，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，這讓臺灣有了能見度與可辨識度。但是，20年後，產品會變、產業結構會變，資訊通信產業還會維持現在的榮景嗎？2030年的臺灣，要如何繼續讓自己Visable和Recognizable？這個根本性的課題，除了科技發展外，也必須從「經濟總體」的角度做全面思考。從「財政政策」的面向來看，永續而公平的財政政策必須具有一種功能，也就是創造一個適合經濟發展的環境，讓20年後的願景藍圖能夠呈現。「金融政策」也應該成為一種助力，透過自由化、人才供給，幫助臺灣在區域與全球的競合中取得更多的優勢。在「所得分配」的面向上，過去臺灣曾一度被視為貧富差距小，分配平均的典範，未來如何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，讓合理的所得分配成為穩定社會的力量，亦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。如何能維持臺灣的競爭力，以在未來20年以更好的速率提升臺灣經濟成長？「臺灣外貿」的策略體檢，事關重大。而其中最重要的，就是未來「產業結構」的方向是否明確？特別是在保護環境、永續發展的前提下，臺灣要如何開創出新的國際競爭力？